石化行业两化融合推进大会9月召开

从现实层面来看，我国的个人信息立法也基本继承了公平信息实践的若干基本原则[51]。

除了立法机关已经意识到立法必须从事后危险消除模式走向事前风险预防模式，最高行政机关也意识到，国家自身也会成为一种风险源，从而尝试提出风险评估作为约束自身决策的制度努力。后者则认为基本权利形成后的保障范围本身并不是对保障客体的限制，只有宪法保留或立法保留专门对其附加行使条件时才构成限制。

由特定阶层或主体承担过重义务或享有过多收益都不符合平等原则的要求。（四）预防义务与基本权利 1．预防对基本权利的动态保护 预防义务来源于国家保护义务，所以公民可以要求立法者具体化这项义务并产生法律上的请求权。这些条款充分说明，制宪者意识到法律被违反以及法律所保护的个人、社会和国家利益被侵犯，是该领域最大的风险。2．预防对基本权利的干预 确立预防义务并非仅仅保障基本权利，也包括对客观法秩序的维护，同时，公民个人的认知和行动在现代社会也是风险的重要来源，因此国家的预防义务同样会对基本权利发生干预，以实现客观法秩序并保障其他主体的基本权利。《宪法》第5条法治国原则规定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例如，《食品安全法》第113条的规范意图正是鼓励监管部门与社会通过信息交流，释放市场对从业主体的不同评价信号，影响其市场地位和行为，增加其市场交易成本，从而达到抑制风险的目的。另一种是由外部因素带来的损失，由外部环境造成并被系统观察到，这种损失就是危险。除此以外，对于何种情况下构成《适用解释》第69条的兜底情形，德国行政诉讼中认定诉权滥用的禁止自相矛盾原则可资借鉴。

[24]其二是从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切入，将当事人抛弃诉权后再行起诉作为缺乏权利保护必要性的一种可能表现。诉权处分的范围应作严格解释、不得违反公平原则、不得存在重大误解，等等。[65]参见注[6]，第46—47页。[72]类似地，公民为了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提起几十上百个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以迫使政府坐到谈判桌上。

司法审查 引言 行政诉权可处分吗？行政相对人能否通过单方面抛弃或与行政机关达成合意，排除其对特定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如果可以，法院应如何对其作司法审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在韩甲文诉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政府行政协议案(以下简称韩甲文案)中给出了部分回答，认为包含着诉权处分的息诉罢访协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合法性审查。《适用解释》第69条应当驳回起诉的规定中，从其中第7项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我们可以推导出如下逻辑：起诉被撤回后，即认为诉权已耗尽，无正当理由再行提起的诉讼将不符合法定条件。

[10]另外，少部分案例中，法院认为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裁定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35]民事主体依约定放弃民事权利具有民法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然而诉权属于公法权利，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国家禁止当事人通过合意形式放弃或约束诉权的行使。基于行政诉讼的制度功能考虑，对于当事人抛弃诉权后再行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则上应予以立案审查。[66]参见［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143页。

案件中原告(再审申请人)在与相关单位所签安置补偿协议中已经承诺不再上访、诉讼，其后又长期多次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不断违反自己所作权利抛弃承诺，这种权利保护的滥用同样构成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笔者检索到的明确认可诉权抛弃的案例中大多来自最高院，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法院的案例直接引用最高院的判词，即可说明这一点。[67]尽管达玛什卡所建构的法律程序理想类型，主要是以刑事诉讼制度为分析和比较的对象，但其理论分析框架对于诸多其他的法律制度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61]参见张卫平：民事案件受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第9页。

而在诉权未被否定的案例中，法院提取的却是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的裁判理由，以此驳回诉讼请求。由此可知，作为基本权利语境中的诉权是不可抛弃的。

文章来源：《法学家》2019年第5期。[19]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行终1123号行政裁定书。

[4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1796号国家赔偿裁定书。[41]这与日本学者将不起诉合意视为诉之利益的阻却事由有所不同。当事人作出放弃诉权处分的，在没有证据表明诉权处分违反意思自治的情况下，法院即可推定纠纷在主观上不存在，因而也就没有理由强行开启诉讼程序，对案件再作实质审查。[47] 综上所述，从诉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的公法权利属性来看，行政诉权不可放弃，但可对诉权发动的方式和时机作一定处分。[41]按照王文中的表述，权利保护必要性等同于德国法上的法律保护需要，诉权的抛弃或者说权利保护的抛弃，属于缺乏法律保护需要的一种情形。例如，当事人可以采用不起诉或撤诉方式放弃行使诉权。

而以诉权抛弃为由驳回起诉的裁判理由，除了补强性、宣教性的意义之外，通常难以独立发挥作用。[50]如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榆中行终字第44号行政判决书。

在监督行政这一制度功能主导下，相对人的起诉仅扮演着行政行为涉嫌违法的信号，法院的任务是修复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对整体公法秩序的破坏。而致力于解决纠纷本身的法律程序则易倾向于以当事人主观角度来判断争议是否存在，若当事人认为争议不存在或已经解决，法律程序即告终结。

在劳动合同相关的民事诉讼中，对于当事人明知补偿远低于法定标准仍同意签订诉权合同的，法院有时会在尊重意思自治和认定显失公平之间陷入两难。持程序阻断效果论者，也即认为诉讼权利耗尽，将不起诉契约与仲裁协议相提并论。

而其他裁判理由，诸如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实际上并不是没有事实根据，而只是原告提供的事实根据不足以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而已。[44]参见注[42]，胡芬书，第389页。章志远：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之建构，《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26]参见梁君瑜：行政诉权本质之辩：学术史梳理、观念重构与逻辑证成，《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1期，第83页。

现实生活中的行政诉讼制度就处在这两大理想类型之间的某一点，有时偏向监督行政的政策实施功能，有时又偏向解决争议的纠纷解决功能，但都建立在保护公民、法人等的合法权益的价值基础之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现已废止，以下简称《若干问题解释》)第3条第10项规定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驳回起诉。

[60]此时虽名为裁定驳回起诉，其实相当于德日的判决驳回起诉。立案审查阶段(起诉要件)本不该作此实质性审查(而应是诉讼要件审查的对象)。

但对于发动诉权的方式和时机所作的自主安排，比如因寄希望于其他解纷手段而选择不发动诉权，这种语境下的抛弃，应予以适当尊重，判断的关键在于当事人是否已尽解纷之全部努力。这一状况同样存在于民法领域。

相应地，诉权处分对诉讼程序产生的影响，也处于理想中绝对无效果与绝对支配效果之间的某一点。[69]比如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监督行政的政策实施功能决定了行政行为合法性不存在调解的空间，[70]因此调解制度一般只适用于行政补偿、行政赔偿以及行政裁量等仅关涉数额、程度或幅度的情形，程序的主导权在于当事人。[68]根据达玛什卡的分析框架，可将我国行政诉讼的制度功能作如下构造： 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与(行政)侵权损害纠纷分别对应行政诉讼的政策实施与纠纷解决两大制度功能理想类型。但为行文简便起见，除另有说明外，下文将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和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的权利统称为诉权。

[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2385号行政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3045号行政裁定书。除了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以外，行政诉讼还具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目的。

[28]参见韩毓杰：‘基本权抛弃之一项法理分析——从耶林所著〈为法律奋斗〉一书谈起(下)，《军法专刊》1993年第12期，第22页。同样是损失已获填补、纠纷已得到解决的案件事实，在诉权被否定的案例中，法院从中提取的是原告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裁判理由，以此驳回起诉。

[42]德国行政诉讼中法院主要审查两项内容：实质裁判条件和理由具备性，前一项内容又可分为行政诉讼的开启(有管辖权的法院)和诉的适法性。[38] 从司法实践来看，虽然存在着裁定驳回起诉和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分歧，但最高院的态度无疑是非常明确的：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样，诉权的抛弃所产生的乃是程序阻断效果而非实体抗辩效果，应以不符合法定起诉要件论之，驳回起诉。